中央国家机关读书活动举行第三十三讲

二、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是否代表中国文化的复兴

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是否代表中国文化的复兴？或者是说中国维持了过去30年的快速发展，但我们的文化还必须改换头面吗？林毅夫先生就这一问题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

（一）文化的内涵

根据汉语大词典的定义，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可代代相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我个人在研究一个国家社会的发展时倾向于使用人类文化学家马林诺夫斯基的划分法，他将文化分为三个层次：器物层次，也就是生产、生活工具和生产方式；组织层次，包括社会、经济、政治组织；精神层次，即人的伦理、价值取向等。其实，这三个层次与马克思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划分有异曲同工之妙。对应来看，器物、生产、生活工具、生产方式是经济基础，而组织和伦理、价值是上层建筑。如果没有外来文化的冲击，在长期的实践中，每个文化体应该都会是器物、组织、价值三个层次自洽的实体。

（二）文化复兴的内涵

文化复兴，必然要跟两个概念相关。一是先进的文化与落后的文化。我们谈文化复兴，一个文化原来是先进的文化，后来变成落后了，希望它再变成先进。二是这个文化必须是绵延不断的，几百年几千年，如果它不是绵延不断，那就无所谓复兴了。

那么，何谓先进文化？何谓落后文化？其划分标准实际上是生产力水平、生产工具。从伦理、价值的角度来看，很难看哪个比较好。如原始共产社会强调公有共享，到了农业社会强调私有，到底是公有共享比较好，还是私有比较好，应该讲起来各有利弊。公有共享有利于分担风险，但不利于提高积极性；而私有有利于提高积极性，但不利用分担风险。效率当然是需要的，但风险也必须规避，所以好坏不能从它的价值本身来衡量。因此，区分一个文化是先进还是落后，不是从它的伦理、价值，而是从它的器物，从它的生产力水平来看。农业社会比原始共产社会先进，是因为农业社会的生产力水平比较高，现在的西方文化是先进的文化，甚至是强势的文化，它先进在什么地方，强势在什么地方？还是它的生产力水平，它的器物。

另外，如果不是一个“绵延不断的文化”也就无所谓复兴。什么东西是绵延不断的呢？伦理价值是绵延不断的，而工具和组织都是不断在变的。我们讲五千年绵延不断的文化，能够成为绵延不断的是什么？就是儒家思想以“仁”为核心的文化价值核心没有变过。这种以“仁”为核心的伦理价值在中国数千年未变，所以，中国文化也就数千年绵延不断。同理，西方社会，经济上从原来的封建地主制变成现在的工业化大生产，政治上从君权神授变成现在的民主共和，让西方作为文化实体继续存在的则是八九世纪脱胎于希腊、罗马古典文明以来，未变的以基督教伦理为核心的价值体系。

（三）中国文化能否复兴

中国文化能否复兴取决于三个问题。第一，儒家文化以“仁”为核心的伦理价值是否能支撑起经济基础，即器物层次的不断地发展、创新，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第二，在以“仁”为核心的价值下形成的组织层次能不能与经济基础的发展相适应不断演进？第三，以“仁”为核心的价值在经济基础不断提升以及政治、经济、社会组织不断演化的过程中能否保存，并形成一个完整的器物、组织、伦理三个层次自洽的文化体系？

首先，从经济组织来讲，现在研究认为与现代化大工业生产的经济组织相适应的是市场经济体系，而当西方还是封建农奴社会的时候，中国就已是一个市场经济体系的社会。就土地而言，中国早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开始推行土地私有，允许土地自由买卖；就劳动力而言，中国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就已经有相当活跃的劳动力市场，如春秋时期就有许多像孔子、孟子、苏秦、张仪之类的士人周游列国。中国在春秋战国时期，不仅要素市场极为活跃，商品市场就更是如此，并且已经有了投机行为，而且投机的原则与今天毫无二致，最著名的就是范蠡的例子。在吴越之争时，范蠡帮助越王勾践打败吴王夫差后，了解到“高鸟尽，良弓藏，狡兔殚，猎犬烹”的道理，功成身退，弃官从商，并在很短的时间内三聚千金之财三散之于贫穷的亲戚朋友。短时间内赚取巨大财富的捷径是投机。上述种种说明中国以“仁”为核心的伦理价值跟市场经济体系是共容的。

其次，很多学者认为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是保守落后的，是妨碍中国发展的，这种理解并不全面。孟子称孔子是“圣之时者”，孔子在各种不同的情况、环境下，他的行为总是能够因地制宜，做到恰到好处。孔子主张“仁”，在《论语》中谈到“仁”的地方有20多处，但是，说法各有不同，就是因为对象、情况不同，所以，要求或是表现的形式也就不一样。他的“述而不作”是有选择的，把过去的典章制度按照所处时代的需要给予了创新性的整理、诠释。他的内涵是“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是在不断变动，不断与时代相适应。和孔子相比，孟子的“义”更强调的是人对社会的积极责任，他的学说反映的是战国末期社会纷乱的现实。孟子之后儒家文化又继续发展，中国儒家文化在吸收了佛学的同时，也把佛学融合成为中国文化体系的一部分。从上述脉络来看，作为上层建筑的儒家文化是有能力随着时代、环境的不同，而不断调整、创新，以适应新的经济基础的需要，而不是顽固、保守、一成不变，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障碍。实际上，这一点也可以从亚洲四小龙有能力在儒家文化基础上实现现代化得到证明。

最后，儒家的核心价值“仁”既然不是保守落后，一个关键的问题是会不会消失？这个问题从理论上来说不容易出现，但是并非不可能。一个人的伦理价值取向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很小的时候学会，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中国有一句古话“三岁看大，七岁看老”。一个人三岁时，其行为、价值取向就已经固定，到七岁时，基本上已内化了。一个民族文化的核心伦理价值就是靠从小跟父母和周遭的人互动中，以他所接触到的人的行为为学习的榜样，而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然而，不容易变并不代表不能变，否则也就不会有埃及文明、两河文明、希腊罗马文明的消失。在我国当前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有些人为名为利昧着良心而干伤风败俗的事时有发生。并且，在现代化的过程中透过传播、接触，人们也容易不自觉地受到外来文化伦理取向的影响。如果，这样的事发生多了影响到下一代的成长，传统文化的核心伦理价值也可能会逐渐消失。所以，在现代化的过程当中，各界有志于民族文化复兴的人士，尤其是属于社会精英的知识分子，不仅要有责任与义务推动社会的物质进步，献身于经济社会政治的现代化，同时也必须要有“死而后已”的任重道远之责任心，以“仁”为己任，用适合于时代特质的形式，身体力行地实践，给社会做出楷模。政府和舆论界也应该通过教育与媒体的报道有意识地倡导适合时代的、以“仁”为核心的伦理价值。只有这样才能在经济水平提高、实现社会经济政治体制现代化的过程中保持中国文化的核心伦理价值，实现中国文化的复兴。

在互动问答环节，林毅夫先生对欧债危机下一步演化的趋势、经济发展的极限、中国文化复兴的路径和渠道等问题作了精彩解答。

最后，主持人郝振省对本期讲坛做了小结。他指出，林先生精彩的演讲中有几个问题值得我们深度思考。第一，林先生描述了中国经济发展的起伏和改革开放以前的奇迹，使我们对发展经济学的内在价值及其社会效能有了一定了解，也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解释了改革开放的一个深层、具体的原因，并预测了我们还可以维持20年左右的较高增长率。第二，林先生提出，判定一种文化的先进或落后不能单从文化自身得出方案，其标准要在经济基础方面去寻找和探求。文化说到底是生产方式和经济基础的产物，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及其指导地位，为我们从社会大背景分析文化问题提供了方法论的内容。第三，林先生谈到核心伦理价值与器物层次关系，主张在技术上引进创新，实际上是坚持对外开放、拿来主义的宗旨；先生讲到组织层次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主张后发优势，实际上是倡导解放思想、他为我用的宗旨；讲到能否形成一个完备有机的文化体系，实际上是讲文化建设与经济、政治、社会建设整体推进的问题，强调坚持科学发展、坚持统筹兼顾的关系。第四，文化具有自身的发展规律，不能脱离经济基础和生产方式来研究文化问题，但并不等于否认文化自身的发展规律。林先生提出了文化的绵延不断在于其核心价值的延续不断，并且为我们演绎了以“仁”为核心的价值观念在我国历史上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使我们看到了核心价值在一种文化中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林先生讲到这种规律有它的随机性和或然性，不容易并非不可能改变，并特别是对我们的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包括今天在座的同志们寄予厚望，值得我们深思。

主持人介绍，2012年第二讲（总第三十四讲）读书讲坛定于2月25日举行。届时将由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所长，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副主任田青，主讲《大地·春天·精神家园——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文化发展》。